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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章（第4页）

那是1946年冬天，他去镇上的绸缎店，遇上县政府文书，那文书跟他熟，说你不是要找一个私塾先生的吗？我给你介绍一个。

他把同来的一个穿长布衫的人介绍给他。

那长布衫自称姓易，三十多岁的样子，文质彬彬的。

刘老爷一看就中意，把他带回了他的乡下私塾。

有一天傍晚，他去私塾，见私塾易先生的房间有五六个陌生人，他们好像是在开什么会。

私塾易先生见他去，感觉突然，就介绍说是他武汉的朋友来看他。

后来，刘老爷常见陌生人中的一个，在私塾来来去去。

他有疑惑，觉得易先生不仅仅是做私塾先生这么简单，但他没多问。

又有一次，他去私塾时，见易先生的书桌上有一本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。

易先生来不及收进抽屉，被他看到了。

他知道是什么人。

他立即猜到了易先生的身份。

1948年春节的时候，刘老爷大房的哥哥带着几个兵到他的乡下，大房哥哥的副官偶见私塾易先生，似觉面熟，正要盘问，刘老爷立即上前，介绍说是他的私塾先生，也是亲戚，在他家有好些年了。

那副官见他这么说，又见自己的长官不言语，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原来那私塾先生是武汉的一个地下组织的负责人，公开身份是武汉大学的教师，因叛徒出卖，身份暴露，在特务要动手的前夜，组织上安排他撤离至临省。

正巧，临水县政府有个地下党，就是那文书，将他介绍到了刘老爷的私塾。

临水县离武汉较远，而刘家又是有背景的，刘老爷大房的哥哥在长沙的军中任职，一般人不会也不敢怀疑到他那里去。

这样，易先生以教私塾为掩护，继续领导地下党的活动。

当然，这些事，刘父刘老爷并不知道。

要到二十多年之后，他的孙女刘杏莲在武汉大学上学时，偶读解放初期的学校党委副书记易某的回忆录，才发现自己的爷爷确曾有保护过地下党的私塾先生的经历。

易某在回忆录里对刘老爷对他的保护写得很详细，充满感激。

这么说来，她的家也是为革命作过贡献的。

这让大学生刘杏莲有一种光荣感和自豪感。

她将易某的回忆文章复印几份，一份给了父亲刘炳忠，一份给了姐姐杏芳，一份给了弟弟清正，一份在爷爷坟前焚烧，告慰爷爷的在天之灵。

死罪免了，活罪难熬。

一有政治运动，刘老爷就要被揪出来斗斗。

1956年，大地主刘老爷去世，留下地主婆妻子和儿子刘炳忠相依为命。

刘炳忠离开私塾时去城里读了两年书，回到家乡，家里成了地主，他接了父亲“挨斗”

的班。

他的大妈妈，也就是父亲的大房，已于1949年携女儿去了台湾。

大妈妈的弟弟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，是驻守长沙的一个独立师。

临去台湾前夕派人接了姐姐一家同去。

刘老爷舍不下二房和儿子，就让大房带着女儿去了。

刘老爷临咽气时拉着炳忠的手，说：“你要记着你在台湾还有一个姐姐，她比你大五岁。

你要是以后能见到她，就说爸到死都挂念她，放心不下她。”

刘炳忠点头答应。

是啊，儿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，连着筋，连着心，行千里，隔海峡，不知生死，父亲怎么放得下呢？但炳忠对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没有很深的印象，也没有太好的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