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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,王大山、李红军和李德宝一直在忙活着出摊之前的筹备工作。
一上午,三人去百货大楼采购了10辆倒骑驴,让李德宝的兄弟们都骑回了招待所。
十辆倒骑驴一共花了2400块钱,李红军到银行把存折里的块钱都取了出来,用来付款。
从现在开始,这个生意王大山私人不再进行投入,只用每月的利润来持续运营。
买完了倒骑驴,王大山又让人统计了一线销售20多人的穿衣尺寸。
在李德宝的介绍下,来到国棉三厂,认识了一名销售部的主任。
王大山根据后世的t恤和束脚裤的造型,画了一套工作服的设计图,并要求在衣服上印上东北记大白山野生特产店的标志。
除了工作服外,还要求再增加一条围裙和一对套袖和一顶工作帽。
一共做了四十套,20个人每人两套。
贵是贵了点,但他也不在乎,关键是个快。
倒不是王大山奢侈,一个人给做两套工作服,而是国棉三厂是个大厂,做少了人家不愿意干。
40套,都是这位销售部主任勉强接下来的活。
40套工作服一共花了1200块钱,王大山也没有要求先付定金,而是让李红军直接一次性给了全款。
李红军付钱的时候心疼的直龇牙咧嘴,但王大山认为这钱必须得花。
如果在大街上,能够形成统一的形象,那就会加深客户的印象,统一服装,就相当于打广告了。
有人说,你不担心国家的政策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限制吗?毕竟目前来说,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态度并不明朗。
按照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的说法,“雇工到了八个人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,而是资本主义经济,是剥削。”
同时期,国家也规定个体经济的雇工人数不能超过7人。
如果有人举报了王大山,王大山会不会吃不了兜着走?对于这个问题,王大山也仔细的思考过了,但他却并不太担心。
1980年,徽省有一个叫年广九的个体户,创办了“傻子”
瓜子。
这位“傻子瓜子”
的创始人在大运动之前,就靠卖炒瓜子成了万元户,大运动结束那年就已经挣到了100万。
1979年,年广久注册了“傻子瓜子”
商标,请了人,开了公司。
由于市场需求量大,他又卖的便宜,使得生意越做越红火。
年广久又开始扩大规模,从最初的4个人,到10人,到100人……雇工最多时,他和儿子的工厂加一起有140多人。
每天炒出的瓜子,也从1万斤飙升到20万斤。
尽管每斤利润只1毛多钱,但每天卖出去20万斤,利润也高达2万多元。
于是,在1980年,也就是今年,年广九被举报了,他的举报材料被递到了最高领导的案头。
最高领导在充分肯定徽省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同时,对“傻子瓜子”
这样的个体经济形式也给予充分肯定,提出先“放一放”
,“看一看”
。
并在上半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:“……有个别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,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,只要方向正确,头脑清醒,这个问题容易解决,十年、八年以后解决也来得及,没什么危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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