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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比较各种资料,觉得岛山的说法似较可信。
[6]〈始末记〉记载当时情形说:“酒叙至终,(袁)方有傲状,毛帅有不悦意态。”
[7]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、耿精忠、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,那时叫做毛有德、毛精忠、毛可喜。
[8]袁崇焕奏本:“……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,欲擒之还朝,待皇上处分。
然一擒则其下必哄然,事将不测。
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法,诛之顷刻,则众无得为。
文龙死,诸冀恶者念便断矣……但文龙大帅,非臣所得擅诛。
便宜专杀,臣不觉身蹈之。
然苟利封疆,臣死不避,实万不得已也。
谨据实奏闻,席敝待诛,惟皇上斧钺之,天下是非之,臣临奏,不胜战惧惶悚之至。”
[9]崇祯二年六月十八日,奉圣旨:“毛文龙悬踞海上,糜饷冒功,朝命频违,节制不受。
近复提兵进登,索饷要挟,跋扈叵测。
且通夷有迹,犄角无资,掣肘兼碍。
卿能周虑猝图,声罪正法,事关封疆安全,阃外原不中制,不必引罪。
一切处置事宜,遵照敕谕行,仍听相机行事。”
(《明清史料》第八编)
[10]梁启超在《袁崇焕传》中说:“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。
毛文龙不死,安知其不执梃为诸降王长?”
意思说,毛文龙如果不死,说不定他反而是投降清朝的第一大降王呢。
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。
[11]陈玉树《后乐堂集》〈袁崇焕杀毛文龙论〉:“崇焕以兵部尚书督师蓟辽,兼登、莱、天津军务,赐尚方剑,便宜从事。
明制:督师赐尚方者,得斩总兵以下。
是崇焕本有专杀之权者也。”
十二
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。
袁崇焕再上奏章,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,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,从此变为“大盗”
。
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,才发一次欠饷,而发了欠饷之后,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,这样下去,永远是“欠饷—兵变—发饷—杀官—欠饷”
的恶性循环。
[1]这道奏章,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。
崇祯二年春,袁崇焕上奏,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,已不足虑,但蓟门单弱,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。
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,懦弱而不懂军事。
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,上去,朝廷没有多加理会,他再上第二道、第三道。
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,但始终迁延不行。
拖到十月,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,正在袁崇焕料中。
首当其冲的,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。
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,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,好好修筑了长城,设立辽东、蓟州、宣府、大同、太原(统偏头、宁武、雁门三关)、陕西、延绥、宁夏、甘肃九大边防军区,那便是所谓“九边”
。
东起鸭绿江,西至酒泉,绵延数千里中,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。
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,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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