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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疑,莫里哀笔下的堂璜是个风流公子。
但他首先是个教养良好的人;在惹上寻花问柳这种不可抵拒的习性之前,他一心效仿某种理想的典范,使自己在一个风流俊雅的年轻君主宫中成为备受赞赏的人物。
莫扎特笔下的堂璜则更接近自然,没有那么重的法国味。
他不那样考虑“别人怎么说”
先不说别的,他至少不像都比涅笔下的那个弗奈斯特男爵所说的,想到“自吹自擂”
关于意大利的堂璜,我们所有的就只是这么两个形象。
大概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初期,他所表现的,也就是如此。
在这两个形象中,有一个我是绝对不能介绍的,因为我们的世纪太“一本正经”
了。
我必须回忆我在拜伦勋爵那儿听过多次的名言:“这个虚伪的时代”
这种虚伪是那么可恶,它瞒不过任何人,但它却有一份极大的好处,就是给那些蠢东西提供说词,要是有人敢对某事发表看法,或者对某事表示嘲笑,他们就会忿忿不平。
它的不利之处,是大大地缩小了历史领域。
若是读者有雅兴,允许我作一番介绍,那我就恭敬地说一说另一个堂璜的经历。
这在1837年是可以做到的。
这个堂璜名叫弗朗索瓦-桑西。
之所以出现堂璜这样的人,就是因为世上存在着虚伪。
若是在古代,出现堂璜这种人是没有道理的。
因为那个时候宗教就是快乐。
它鼓励人们寻欢作乐,又怎么会惩处那些一心追求快乐的人呢?只有政府才实行戒律,对危害国家,当然也是危害所有人利益的事予以禁止。
不过,对可能危害行动人自身利益的事,它并不禁止。
因此在古代的雅典,任何有钱好色的男人都算得上堂璜。
谁也不会对此表示异议,谁也不会认为,这种生活是无边苦海,节制受苦才是功德。
我不认为,古代雅典堂璜会和现代王朝的堂璜一样,迅速地滑向犯罪的深渊。
现代堂璜的很大一部分乐趣,在于与舆论作对,而起初,年少无知的时候,他干这种事,以为只是与虚伪对抗。
在路易十五治下,违犯王法,向一个盖屋顶的工人开枪,把他从屋顶上打下来,这难道不说明,人们生活在君主社会里,有着良好的教养,但也不会把法官放在眼里。
无视法官,这难道不是少年堂璜堕落的头一步。
当今之世,女人不再吃香,所以堂璜一类也就少了,即使有,他们开始也只是把对抗同代人信仰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当作荣耀(他们认为这些思想观念毫无道理),追求一些十分自然的快乐而已。
只是到了后来,堂璜开始变坏以后,他才觉得与舆论,连他本人也觉得是公正合理的舆论作对是妙不可言的精神享受。
在古代人身上,很难发生这种转变。
只是在罗马皇帝治下,尤其是在提比略在卡普里岛大过其奢华荒淫的生活之后,人们才发现一些为了堕落本身,也就是说,为了获得与同代人的舆论作对的乐趣而堕落的浪荡公子。
因此,我认为正是由于基督教,才使堂璜这种魔鬼般的角色成为可能。
无疑,基督教向世人宣称,一个可怜的奴隶,一个罗马的斗士,他们灵魂的权利,与恺撒大帝毫无二致。
因此,应该感谢它引发了一些细腻的情致。
而且,我也不怀疑,这些情致或早或迟在民众中显露。
伊尼特(注:古罗人诗人维吉尔的著名史诗。
)就比伊利亚特温柔多了。
耶稣的教理其实就是与他同代的阿拉伯哲学家的理论。
继圣-保罗宣讲的原则之后带给世人的唯一新东西,就是教会。
它完全脱开了民众,利益也完全相反。
这个教会唯一的使命,就是培养和加深民众的宗教感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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