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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顺治帝名叫爱新觉罗福临,刚一登基一个天大的福气就掉了下来。
崇祯十七年(1644)三月十八日,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军攻克北京,推翻明王朝。
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自尽。
四月初四日,吴三桂从宁远逃回山海关,随后向清朝请兵援助。
此时,清朝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,指出当前局势犹如秦朝失去天下,楚汉相争,实际上是清朝与大顺军争夺天下,而非与明朝争斗。
他主张立刻出兵进取中原。
同时,范文程分析道:“战必胜,攻必取,贼不如我;顺民心,招百姓,我不如贼。”
因此,他建议多尔衮改变过去的屠戮抢掠政策,下令军队必须严格遵守纪律,对老百姓秋毫无犯。
这意味着清朝不仅要在战略上改变以往得城不守的策略,决心入主中原,还要在战术上争取民心。
多尔衮听取并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,决定派大军出征,并答应了吴三桂请兵的要求。
就这样,历史的车轮开始转动,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即将爆发……多尔衮对于吴三桂的困境可谓了如指掌,所以在山海关大战中,他选择了长时间的观望态度。
当李自成即将攻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时,吴三桂陷入绝境,数次派遣使者并亲自杀出重围向多尔衮求救。
然而,多尔衮却按兵不动,一直等到双方都已经疲惫不堪、实力大减之后,才下令发兵进入山海关。
在与大顺军的决战中,多尔衮再次展现出其狡猾的策略。
他让吴军率先上阵,与大顺军展开激烈战斗。
当双方都精疲力尽之时,他才命令八旗军发起冲锋。
这样一来,吴军成为了消耗大顺军力量的工具,而八旗军则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。
可以说,在山海关以西这场着名的战役前后,多尔衮巧妙地利用了李自成与吴三桂之间的阶级矛盾。
他通过对吴三桂的挟持,成功地将其变为清军入主中原的先锋。
吴三桂无奈之下只能充当清军的马前卒,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中原的大门。
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历史的走向,也揭示了多尔衮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。
他善于观察局势,把握时机,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。
同时,他还能巧妙地运用敌人之间的矛盾,使其互相牵制,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。
五月初二,清军进入北京城。
清军进入北京城后,多尔衮下令禁止士兵抢劫百姓财物,同时暂停了剃发令,并为明朝皇帝朱由检举行了葬礼。
这些举措赢得了刚刚被大顺军抢一把的前明官绅的好感,迅速稳定了占领区的局势。
顺治元年(明崇祯十七年,1644年)六月,多尔衮召集诸王贝勒大臣商议,最终决定将都城迁至北京。
这次迁都决策既有政治意义,也有战略考量。
一方面,迁都北京可以展示清朝统一中原、称霸天下的决心;另一方面,从战略角度看,北京位于华北平原中心,地势险要,进可攻,退可守。
特别是对于清朝来说,如果局势不利,可以随时退回山海关外,确保自身安全。
金秋九月,顺治帝率领群臣和军队从盛京(即沈阳)出发,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北京。
一到京城,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个重要旨意: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,并赐予其珍贵的貂蟒朝衣;接着,命令礼部为多尔衮建立石碑以纪念其功绩,同时还赏赐给他册宝以及缀有十三颗东珠的黑狐冠一顶、黑狐裘一袭,还有大量的金银珠宝、马匹骆驼等等。
这些丰厚的赏赐使得多尔衮在待遇方面超越了其他诸王,成为当时最受尊崇的人物之一。
十月初一,顺治帝在皇极门(后来在顺治二年改称为太和门)举行盛大仪式,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。
这标志着清王朝正式将首都定在北京,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。
作为第二个以北京为都城的少数民族大一统王朝,清朝开始了它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。
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,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,但他在顺治元年(明崇祯十七年,1644年)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。
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,统一了全川。
南明势力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,定都于南京,改年号为弘光,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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