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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朗达玛灭佛（第2页）

藏文史料《拔协》中对养僧制度有着详细的记载：“给佛教宗师每年青棵七十五克（藏制每克约等于28市斤），衣服九套，上好酥油一千一百两，乘马一匹，纸张四本，墨三锭和足够的食盐。

……赐给寺院一百户属民，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民。”

这些措施确保了僧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，并且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。

对于寺院的属民及僧众，官府无权干涉，权力完全授予僧人。

吐蕃的寺院和僧人不仅由所属属民供养，政府还提供口粮和生活用品，使得僧人生活无忧，社会地位显赫。

赐给寺院的属民完全由寺院管理，形成了非常稳固的依附关系，这逐渐成为了寺院庄园制的萌芽。

而这些属民则成为了寺院的农奴，他们在寺院的土地上劳作，为寺院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和社会基础。

，！

之后牟尼赞普又相继颁布了“三均富贵”

、“四大供养”

和“七户养僧”

的兴佛法令的推行，让信仰本教的信徒越来越难以忍受“四大供”

的号令传遍了吐蕃的每一个角落，要求全国的民众，不论身份贵贱，都要向寺庙供奉。

在寺庙的供桌上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供物，既有价值连城的珍宝黄金，也有破旧不堪的衣物。

这一景象，既反映了民众对佛教的虔诚，也映射出社会阶层的差异。

为了平衡吐蕃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，牟尼赞普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。

他下令所有臣民，包括贵族，都要拿出一半的财产捐给各地寺院。

这种简单粗暴的“均贫富”

方式，被史料称为“三均富贵”

。

牟尼赞普的设想虽然丰满，他认为通过“三均富贵”

能够缩小吐蕃的贫富差距，但现实却异常骨感。

这种“暴力均富”

的措施，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反而触怒了所有的贵族，引发了他们的强烈反抗。

在798年的一个昏暗的夜晚，牟尼赞普的执政生涯戛然而止。

一杯致命的毒酒被送入了他的口中，结束了他一年零九个月（也有说法是一年零四个月）的统治。

等到赤祖德赞上位之后，他不但大兴佛教，并且在朝廷中重用僧人，甚至把国家大权都交给僧人，引起了贵族们的极大愤慨，于是他们积极策划灭佛活动。

在赤祖德赞的统治时期，一项名为“七户养僧”

的新制被推行，使得僧人数量迅速增多。

这项制度要求每七户民间家庭供养一位僧人，以确保僧侣阶层的生活无忧。

然而，这样的制度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

税赋的重压之下，百姓的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，不满和怨恨的情绪在民间悄然蔓延。

在这个场景中，村民们面带愁容，他们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，却发现自己的收成大部分都要用来供养僧人。

家庭中的粮食日渐减少，孩子们的营养跟不上，而僧院中的香火却日益旺盛。

民间的市集上，人们议论纷纷，私下里抱怨着重税带来的生活困境，对佛法的反感情绪在悄悄增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