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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结束后,方圆受邀与几位日国文学教授和作家们进行了一场学术交流。
这场讨论在东京大学文学系的会议室内进行,气氛既轻松又严谨。
房间的墙壁上悬挂着许多着名日国作家的肖像,整个场所弥漫着浓厚的学术氛围。
参与讨论的除了几位日国作家外,还有文学教授、学者以及评论家,显然这些人都对方圆的作品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。
最先发言的是一位年长的日国教授——秋田真一,他是东京大学文学系的教授,也是日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权威。
他的身材瘦削,戴着一副金丝眼镜,举止儒雅,言辞犀利。
他缓缓说道:“方先生,您的《山月记》让我想起了我们日国文学中的一些经典作品,比如真田光流的《樱色悲歌》。
两者在探讨人性脆弱与孤独的层面上有着某种共通之处。
您如何看待这种情感在中日文学中的表现?”
方圆闻言,微微一笑,语气中带着几分感慨:“秋田教授提到的《樱色悲歌》我读过,它是一部让我深感触动的作品。
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够超越国界和语言,探讨那些人类共有的情感和问题。
孤独、脆弱这些情感是人类共通的。
我在创作《山月记》时,也的确受到了一些日国文学的启发,特别是在处理人物的内心孤独这一点上。
孤独,不论在中日两国文学中,都被深刻探讨。
我想,文学的共通性就在于,它能够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来传达相似的情感。”
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日国当代着名作家、石井秀美,她的作品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探讨而闻名。
她带着些许好奇的目光,轻声问道:“方先生,您提到自己受到了日国文学的启发,那您在创作《山月记》和《变形记》时,是否也考虑到了中日两国文学中的不同文化背景?比如说,中日两国对个人命运和集体命运的处理有很大的差异,这是否对您构思作品产生了影响?”
方圆点头答道:“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
中日两国在文学中对命运的理解的确有很多不同。
华夏文学中,命运常常被看作是一个外在的力量,甚至是一种宿命。
而在日国文学中,命运更多的是内心的挣扎,个人在与命运抗争中展现出的美感。
这种差异让我在创作《山月记》时,将李征的命运不仅仅作为一种外部力量,而是他的内心在面对这种命运时的抗争。
他从未真正接受自己的‘异化’,反而在这种异化中找到了更深刻的自我反思。”
石井秀美微微一笑,显得颇为赞同:“您把华夏的宿命观与日国的内心抗争融合得非常自然,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您的作品在日国如此受欢迎的原因。
读者们不仅能从中看到华夏的文学传统,也能找到他们自己文化的共鸣。”
整个交流过程中,方圆感受到了日国文艺界对作家的尊重与关注。
无论是读者、媒体,还是同行,都对他的作品表现出了极高的评价和深入的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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