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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石匠”
,他们的工作也包括开采石料和搬运石料;他们只是一种行业的班子,还没有脱离一般的劳动者。
虽然没有在作品上署名,还是有少数在题记中留下了名字。
如著名的“武梁祠”
画像的雕刻者为“良匠卫改”
,“武氏石阙”
的建造者是“石工孟孚、李弟卯”
,石阙前的石狮子作者为“孙宗”
。
像卫改、孟孚、李弟卯、孙宗等这样的艺术家,在中国美术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篇章,是他们将早期的绘画和雕刻推向了成熟的阶段。
然而,有不少美术史的专著却忽略了汉代的画像石。
因为它来自民间,为工匠之作;也有的是对它并无认识。
古代的金石家从宋代起就注意到了它的存在,但多是摹拓上面的文字,作为书法研究,对其画像则不甚关心。
较早的研究嘉祥汉画的两部专著,一部是清代道光年间瞿中溶的《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》,另一部是1931年印行的容庚的《汉武梁祠画像图录和考释》,两部书都是考据性的,还不能说是侧重于艺术的研究。
也有不少外国人研究武氏祠,并非侧重于画像。
我国现代真正从艺术的角度,重视汉画的先行者,是鲁迅。
二
辛亥革命后,鲁迅曾在教育部工作,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。
他用闲暇的时间校书、抄碑,还描绘了一本《秦汉瓦当文字》。
自1915年至1924年,他收集的石刻拓本就有1500多种。
1936年7月7日他致赵家璧的信中曾说:“本来,有关本业的东西,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,试看绿林强盗,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,就可以知道。”
可见,他的收集是为了研究,当作“本业”
,并非为了赏玩古董。
从《鲁迅日记》和通信中知道,他一直想编印一本《汉画像考》。
1926年,他到厦门大学去,曾说:“最初的主意,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,除教书之外,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《汉画像考》和《古小说钩沉》印出。
……及至到了这里,看看情形,便将印《汉画像考》的希望取消。”
书虽然没有编成,但他是对此做了充分酝酿的。
对于画像石的研究,他在致友人的信中,评论清代瞿中溶《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》说:“瞿氏之文,其弊在欲夸博,滥引古书,使其文浩浩洋洋,而无裁择,结果为不得要领。”
并在以上同一封信中透露:“我陆续曾收得汉石画像一箧,初拟全印,不问完或残,使其如图目,分类为:一,摩崖;二,阙,门;三,石室,堂;四,残杂(此类最多)。
材料不完,印工亦浩大,遂止;后又欲选其有关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,而刻画又较明晰者,为选集,但亦未实行。”
这是非常遗憾的。
但从鲁迅的有关文字和实际行动来看,他研究画像石是用心良苦的。
他在信中写道:
“关于秦代典章文物,我也茫无所知……生活状态,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《武梁祠画像》……汉时习俗,实与秦无大异,循览之后,颇能得其仿佛也。”
“我以为明木刻大有发扬,但大抵趋于超世间的,否则即有纤巧之憾。
唯汉人石刻,气魄深沉雄大,唐人线画,流动如生,倘取入木刻,或可另辟一境界也。”
“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,明清的书籍插画,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‘年画’,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,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。”
鲁迅提倡新兴木刻运动,并将传统的“复制木刻”
与“创作木刻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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